近日，在河南郑州市快速公交的B13路车厢里，贴上了“寻找公交文明风”的海报，上面写着只要给老弱病残者让座、搀扶老人上下车的文明乘客，均可获得车长赠送的彩票一张，有机会获得500万元大奖。车长郁利强说，他和车队的同事想通过这种方式，来鼓励更多的人做文明乘客。（8月15日央广网）

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，急剧的社会变迁，难免会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没有及时地适应社会新变化，这种“慢一拍”的“文化堕距”，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让座困境只是其中的一种。“让座送彩票”的初衷，就在于通过这种激励与认同的举措，提升人们利他行为的动力。

与见义勇为相比，让座只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并没有“后顾之忧”，并不需要人们为此承担风险。对于绝大多数乘客来说，让座是“只要愿意就可以做得到”的事情。然而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、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，面对伫立在身旁的“老弱病残孕”，一些人已经不愿意起让座了。 让座困境层出不穷，以至于一些司机采取“不让座不开车”的方式来倒逼乘客让座。

让座是一种美德，不让座却没有背离法律，也是一种正当权利；如果动辄对乘客进行“道德捆绑”，只会让利他行为处于更加边缘化的位置。说到底，一个好的社会规范，应该是道德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体；如果只讲究道德价值却忽略、漠视使用价值，难免会让让座处于一种“叫好者众，参与者寡”的尴尬境地。

按照经济学的成本—效用逻辑，让座成本是让座者身心的疲劳，由个体支付；收益是公共秩序和城市文明这一公共产品，却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。于是，让座便进入了“搭便车困境”，成为一些不让座者的理由与借口，“那么多人都没有让座，为何要我让座？”

著名公共治理专家奥尔森认为，克服人们在公共事务上的“搭便车困境”，行之有效的治理之道就是“选择性激励”，即有选择地对集体中的个人进行区别性的激励。不论是一句真诚的“谢谢”，还是2元钱的“让座微红包”，抑或“让座送彩票”，有些时候，选择性激励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，却能在无形之中提高人们利他行为的意愿，从而滋生出“下一次，我还要让座”的想法。

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，“让座送彩票”无疑会提升利他行为的动力。当让座得到更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，自然会提升公众参与的热情。许多时候，人们不愿意让座，就是因为利他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激励，甚至遭遇受益者的“冷漠离去”。在陌生人社会，提升社会文明，不能仅仅依靠道德鞭策，也应该更多地依靠激励和认同，发挥“柔软的力量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