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看到老王的彩票店，我着实被震撼了一下——他的座位后面，贴着数张红彤彤砖头那么大的人民币，毛泽东的头像被放得很大。红色人民币旁边是同样大小的绿色美元和英镑，林肯和英国女王神秘地微笑着。墙的高处，乐开了怀的财神爷身穿红袍，捧着许多金灿灿的大元宝。清瘦的老王就坐在这些图案的前面，平静地翻看着老子和道家的书。

如果你仔细聆听，耳边还有反复诵经的声音：“嗡嘛呢呗咪”，那来自墙角自动旋转的经轮，经轮上方则贴着藏传佛教中释迦摩尼的照片。

在青海西宁，谁能知道老王曾经是个富翁呢？年轻时，他在深圳倒卖过私彩，还曾在香港的大公司工作，过尽繁华，钱都赔了进去，终于收手。从1987年中国的彩票诞生到现在，彩票的价格从最初的五毛钱涨到了两块钱，老王总结说：“彩票大部分是穷人买的，你看，它一直是一包便宜烟的价钱。”

老王和善，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，旁边餐厅的小工们喜欢聚到这里来。老王坐在那些魔幻的场景中间，和身穿绣有“乡巴佬”围裙的小工们说着笑着，他们每次付钱，老王都认真地说：“祝你发财！”这些整日在闷热呛人的后厨中工作的年轻人，顾不得烧伤多日的脚、手上的烫伤以及身上的衣服油渍斑斑，抓阄，摇号，乱猜乱碰，神秘兮兮地讨论数字的玄妙和自己的命，认真地研究彩票的数字走势图。在“嗡嘛呢呗咪”的诵经声中，在烟雾缭绕中，在毛泽东与林肯、英国女王和财神爷以及释迦摩尼的注视中，他们慎重地在小纸片上、广告宣传单上，一笔一画写下中意的数字，嘴里祈祷着自己也能有一个好命。

25年过去了，在老王曾经工作过的深圳，彩票依然是热销的。在富士康和华为公司所在的深圳坂田区，买彩票常常需要排队。当下班的铃声响起，蓝色潮水般的大批工人涌出工厂，他们和她们还没有来得及摘下蓝色的帽子，便停下来在彩票店门口排队，脸上的神情疲惫又麻木。只有将那张小小的纸片放到踏实的地方，他们和她们才勾肩搭背地走回住处。队伍中间，常夹杂着那些身穿白衬衫、胸前挂着华为员工卡的名牌高校毕业生。彩票店里值班的雇员扎着马尾，很年轻的模样，卖彩票的动作十分迅速。

寒冷的冬天，我曾经路过哈尔滨的一家彩票店。那是在一家破产企业的生活区里面，建国初期由苏联援助建设的第一家工厂就在那里，厂区至今保留着当初为苏联专家修建的专家楼。寒夜降临，老式生活区的路上只有黯淡的几盏路灯，大部分路灯都已坏了很久。冰溜子没有人铲，于是厚厚地盖住了马路，在月光下闪着寒光。生活区亮灯的地方，是理发店、菜店和彩票店。空寂的街道，行人稀少，理发店的彩灯不停地旋转，菜店的豆腐冻成了冰疙瘩，彩票店碎屑满地，烟头和瓜子皮到处都是，店里的节能灯发出惨白的光。此时，一天中的高峰已经过去，卖彩票的胖子在墙角的单人床上打着呼噜，一台小电视里抗战剧正炮火流星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谁会来买彩票呢？

无论是在首都北京还是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，我总能看到在彩票店伫立良久的人。他们恍若聆听着某种启示，或是在研究着周易八卦，他们拿着铅笔犹豫再犹豫，那一个个数字填下去，仿佛事关生死⋯⋯在这里，我见过开着悍马的老板，见过戴着二三十万元名表的公务员，还有身着制服的年轻城管、尚在读书的大学生、满身酒气的警察、卖菜的摊贩、银行上班的白领⋯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？有谁能看得明白呢？

我常想起老王的笑容，还有那群身穿油腻腻的“乡巴佬”围裙、紧捏着几块零钱的后厨小工——无论这个国家的GDP怎样高涨，无论新闻报道中人民的生活是多么欣欣向荣，彩票店为我打开一扇小小的窗户，让我得以窥见这个国家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真实的模样。我很少在彩民身上看到那种来自内心的安定与幸福感，每个人都像仓皇的游民，在他们疲惫游走的背影里，城市尘土飞扬，车辆凶猛，建筑疯狂发展，社会生存残酷。他们仰望变幻莫测的彩票走势图的瞬间，酷似虔诚祈祷的模样，也好像展望着飘浮不定的人生⋯⋯仿佛他们正漂浮在浩淼的海面上，而在汹涌的海水中，他们什么也抓不住。

那张小小的彩票，真的是通往另一种生活的船票吗？或许唯此，他们才能展望到幸福的模样。（作者马金瑜）